東亞各國佛教教育現況
◎文/釋演化、釋演真.圖/李東陽、施純泰
日本 三一一震後宗教需求與期待
▲山口弘江分享禪修課程受日本大學生歡迎的現象。
日本駒澤大學佛學系副教授山口弘江分析,日本可說是實踐佛教教育最興盛的國家之一,有學者指出「佛教教育是日本教育的主體」,至今從幼稚園到大學,有許多是由佛教宗教法人營運。由於日本《憲法》第二十條規定「信教的自由」及「國家及其機構,不得從事宗教教育及其他所有的宗教性活動」,加上多數日本人沒有特定信仰,因此,基於經營需求,這些佛教教育機構並不以弘法、培養佛教徒為目的。
然而,日本三一一大地震發生後,宗教及臨床宗教師——在醫療機構或福利設施等場所從事公共服務的宗教人員——開始被正視及討論。與這個現象相關的是,山口副教授提到任教的駒澤大學,原本以培養曹洞宗僧侶為主,在現代化潮流中,已成為有七個學院、二十餘個系所,一般生人數超過一萬六千人的大型教育機構,其中,以僧侶培養為主的佛教學院,人數僅約八百人。近年來,禪修課程廣受非佛教學院學生歡迎,校方為此還增加開課。
泰國 僧侶的社會參與及女性議題
▲劉宇光探討泰國佛教教育,如何培養僧侶的公民意識。
上海復旦大學教授劉宇光指出,大部分上座部佛教國家都是佛教社會,公共領域所有環節都與佛教相關,當社會發生重大轉折,不論社會或僧團,都期待佛教扮演重要角色,這是異於漢傳佛教之處。另一個相異處,在泰國的傳統社會中,僧團教育即等同國民教育,出家是去受教育,還俗則表示學習告一段落、回歸社會,而被普遍接受。
以摩訶朱拉隆功僧伽大學為例,學生除了以佛學及佛教研究為共同基礎外,另有自己的主修科目,如社會學、人類學、政治學、經濟學等,內學與現代教育做了相當程度的整合。這是因為泰國僧團理解到現代僧人在從事服務時,更需要現代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相關知識,這樣的取向也培養了僧侶的公民意識。
一九七○年代初,摩訶朱拉隆功僧伽大學爆發兩萬人的大型學僧運動,導火線是學僧下鄉服務時發現國家農業政策偏差,導致農民生活困境,因此在主張僧團教育改革、僧團權利結構改革之餘,要求制定更為公平的國家農業政策,以維護農民權益,這樣的主張終獲政府及僧團總部所接受。劉宇光分析,泰國僧侶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為農民子弟,因此泰國農民問題,與其切身相關。
然而,劉宇光也疾呼關注泰國僧團嚴拒女眾出家的態度,在農村自足經濟被現代經濟衝垮的現代化處境下,這意味著斷絕農村年輕女性受教育的機會,使得她們無從改變命運,並加劇了泰國的社會問題。
韓國 佛教與佛教教育需與時俱進
▲朴永煥指出,韓國的佛教教育亟需走入年輕族群。
東國大學教授朴永煥談到,韓國佛教最大宗派曹溪宗的僧伽基本教育機構,主要有三個體系:東國大學佛教學院、中央僧伽大學,以及僧伽大學,包括:叢林或大寺院裡的講院、禪院。前兩者為教育部承認的正規教育課程。
朴教授說明東國大學為因應時代需求,除了紮實的佛學與佛教相關科目,另開設「冥想音樂的理解」、「冥想與兒童青少年發展」、「現代瑜伽」等課程,並為學生的未來出路提供五套主修科目,包括「學問繼承」、「布教活動」、「宗教行政」、「冥想心理」及「瑜伽指導」,另設立「社會福利學系」;而中央僧伽大學開設的「文化財學專業課程」,如「文化財保存科學」、「佛教無形文化」、「佛教工藝」等,成為該校最具特色的學科,這是因為韓國主要的文物,幾乎都是佛教界所有或與其相關,這些科目將在韓國佛教文化保存和繼承上,發揮相當大的作用。
然而,韓國三百三十三所大學中,佛教創辦的大學僅九所,顯示對於教育的重視程度不夠。此外,二○○五年至二○一五年十年間,韓國佛教人口從一千萬降至七百萬;對大學生所做的佛教形象調查,反映出大學生普遍認為佛教是反科學、反未來、保守落後的。因此,如何讓佛教及佛教教育與時俱進,走入年輕族群,成為當前韓國佛教重要課題。
中國 宗教急速復興的隱憂
▲宣方觀察大陸佛教教育的發展,提出具體建言。
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副教授宣方,以深入的政、學、教交流經驗及視野,觀察了文革以後大陸佛學院教育的發展,特別是大陸佛教整體發展對於佛學院教育的制約,以及頗具大陸特色的政、教、學協同作業。整體而言,急遽的社會轉型,提高了社會各階層的宗教需求,然而文革後佛教仍處於恢復階段,僧眾人數相對不足,使得佛教界對於僧教育的要求為速成、大量,以解佛教復興之急,因此,僧人素質參差不齊;應用型、速成型的導向,也使得教育理念難以貫徹。
針對以上問題,宣方向政府提出了許多具體的政策建言,如統一規畫、一綱多本、引進教材、統編教材、師資培訓等;但殷切期盼的,還是佛法最重要的根——僧團自身由內而外的壯實:僧格穩固、聞思圓滿、正見確立。
臺灣 佛教研修學院的轉型與契機
▲鄧偉仁就學術與宗教實踐,思考臺灣佛教教育的方向。
法鼓文理學院副教授鄧偉仁從西方佛學研究的學術史脈絡,以及佛教義學傳統,對應臺灣「佛教研修學院」的發展,並就學術與宗教實踐兩個面向,思考臺灣「佛教研修學院」的轉型與契機。
以「歷史文獻學」為主的研究範式,影響日本及臺灣的佛教學術風格,但其中潛在的問題包括:以印度為中心,忽視其他地區的佛教傳統;忽視佛教元素的研究,如銘文、考古、藝術、儀式、社會實踐等;將豐富多元的宗教化約為經典;佛教文獻學獨樹一格的學風與專業,與其他學科對話困難。
鄧偉仁指出,以培養宗教師為目標,理想而完整的佛教教育,應該具備學術與修行兩個層面,包含:一、教理:佛教宗教師的根本基礎;二、跨宗教、跨宗派的認識:了解佛教殊勝處,並能與其他宗教對話、合作;三、宗教實踐專業:自利利他的修行與生命關懷;四、佛教的社會介入:宗教團體作為公民社會的一分子,不自外於社會,而能以佛法智慧,提出改善社會制度之對策,並在重大社會議題上,提出智慧闡述。
如此規畫將使佛教學院不僅是大學的一個佛教學系,更能兼具佛教學術專業,體現宗教社會責任,甚至與國際佛教接軌合作,貢獻國際社會。